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，与瓷器和丝绸一样，茶叶是中华文明对外输出最重要的名片之一。
早在唐宋时期，来自中国的茶叶就享誉海内外，与可可和咖啡一道，并列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，深受各国人民的广泛喜爱。伴随着茶叶的大量出口，中国古代独特的茶文化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。然而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“茶诗”文化，却直到两宋时期才逐渐兴起。文人墨客相约品茗、纵论天下，为后世留下无数精美绝伦的诗文绝唱，成为宋朝国富民殷大背景下一道别致的风景线。
我国种茶、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，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。《神农本草》记载：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而解之。”唐朝陆羽的《茶经》三卷中也有言，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源于神农氏，流行于周朝。可见，当时的人们虽然发现了茶叶可以饮用，但一开始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日常的饮品，而是多用以入药。正因如此，“茶”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写作“荼”。武王伐纣时，巴蜀等地的南蛮小国为了与大周结为盟好，特地将茶作为贡品进奉。
茶真正被当作饮品，最早见诸记载的是西汉宣帝的《僮约赋》，其中提到“烹茶尽具”和“武阳买茶”，被后世史学家认定为茶叶作为饮料的最早记录，说明直到秦汉时期，人们才发掘出茶叶可以饮用的功能。
宫廷贵族饮茶风气渐起，文人墨客也常以茶为题吟诗作词。在上层阶级的带动下，富商豪绅之间逐渐掀起一股饮茶的风潮。两晋南北朝时，饮茶的习惯开始慢慢普及，人们甚至已经懂得了以茶待客之道。不论是烹茶的器具，还是用水的讲究，都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。人们将饮茶视为高贵的象征，只有家里来了贵客时，才会将珍藏已久的茶叶拿出来招待。不过，受限于茶叶价格比较高昂，饮茶风俗还没有在老百姓当中完全普及。
唐朝民殷国富、繁荣昌盛，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，社会生产力也有了质的飞跃。唐朝统治者从茶叶这一新兴行业中看到了巨大利润，设置了一系列相匹配的税收制度和法律机构，宫廷内部还建立了专门的贡茶制度和搉茶制度，为茶叶的进贡和买卖树立了行业规范。这些都为饮茶风俗和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。
公元780年，陆羽苦心孤诣著成的《茶经》问世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作为一部兼具科学性与文化性的茶学著作，《茶经》全面总结了前人在茶叶种植、采摘、制作、饮用等各方面的丰富经验，使世人第一次对茶叶相关知识有了系统的了解，促进了大规模种植和生产茶叶的发展进程，从而让茶叶在市井中间的普及成为可能。
唐朝时，佛教的禅宗文化非常盛行，也从客观上带动了茶文化的兴起。佛教对饮食有着严格的要求，比如过午不食、不沾荤腥、不许饮酒等，反而对止渴生津、提神解乏的茶叶水情有独钟。在佛教僧侣的推崇下，平民百姓也逐渐喜欢上了这款口感独特的饮料。至盛唐后期，无论是皇亲国戚，还是市井小民，茶都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饮品。
宋朝不仅在商品经济层面取得空前发展，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期，欧美学者将其高度评价为“东方的文艺复兴”。如果说中国的茶文化兴起于大唐，那么鼎盛时期则出现在两宋，此时的茶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、生死嫁娶等方方面面，甚至衍生出别具一格的“茶诗”文化。
北宋名相王安石在《议茶法》中有言：“茶之为民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以无。”就是说对于宋朝百姓来说，茶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，已经与大米、食盐相当，达到了一天也离不开的程度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开封城内的居民住房与大小茶坊混杂在一起，体现出饮茶风俗在当时十分流行。此外，北宋画家张择端在著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也描摹了开封城内茶坊酒肆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。
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，人们在喝茶的方式上也玩出了新花样，出现了比拼茶艺的“斗茶”比赛等活动，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。精通茶艺之人往往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，更有机会凭借精到的手艺，结交到江湖豪杰或能人志士，从而一跃跻身上流社会。
品茶之风得以在两宋时期达到如此繁荣的程度，除了安定富裕的社会环境之外，也与历朝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极力推崇息息相关，上层阶级的不断推动，终于在宋朝时开花结果。从左思的《娇女诗》，到元稹的《茶》，从张籍的《夏日闲居》，到苏东坡的《汲江煎》，无不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于品茶的热爱。
宋太宗赵匡义为了第一时间品尝到新鲜的好茶，特地在北苑行宫旁，开辟了专门用来监制龙凤贡茶的贡院；宋徽宗更是视茶如命，身为日理万机的一国之君，居然专门为茶写了一部经典著作《大观茶论》，在其中大谈品茶的好处和注意事项；受到父亲宋徽宗的熏陶，宋高宗赵构也养成了早晚喝茶的习惯，时常对下属感叹，向往幽居山林、品茶参禅的僧人生活。
吴自牧在《梦梁录》中，总结了宋代文人的四大喜好，是为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，将士大夫阶层雅致的生活情调描摹得淋漓尽致。邀请三五好友到家中做客，煮开一壶香茗，大家席地而坐，一边品尝茶水，一边谈论天下大事，成了当时的文人们最喜爱的休闲方式。除了邀请好友一同畅饮之外，逢年过节，很多人还会将茶叶当作礼品馈赠亲朋。茶成为维系人际关系、增进彼此感情的一道特殊的纽带，同时也使茶文化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。
“茶诗”文化是宋朝繁荣社会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对于广大的文人士子来说，茶为他们提供了抒发情怀的精神媒介。细分之下，不同的人写出的茶诗，其蕴含的精神内核也各不相同。有的只是单纯记录自己煮茶品茶的生活细节，有的则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寄托在茶上，通过诗词歌赋表达出来。
宋代文人的茶诗作品数量繁多，成就极深，其中尤以豪放派诗人苏轼的作品最具代表性。苏轼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，一生著作等身，现存9300多首，大都表达了渴望征战沙场、统一中原的崇高理想。其中含有茶诗三百余首，不乏“日高人渴漫思茶”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等佳句，用雅俗共赏的笔调，生动记录了生活中的有趣瞬间，堪称唐宋两代写茶诗最多的诗人。
宋代之前，人们煮茶时习惯将茶饼直接放入冷水中煎煮；到了两宋时期，这种饮茶习惯发生了改变，很多人会事先将茶饼捣碎，置于一旁备用，待水烧开后，再将沸水倒入茶叶碗中。这种饮用方法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区别，当时的人称之为“点茶”，“点茶”也成为了宋朝茶文化的一个独特标签。
在南屏上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道长，世人传闻其点茶技艺精妙绝伦。对品茶颇有心得的苏轼不服，亲身拜访想要一探究竟。亲眼所见后，苏轼终于心服口服，老道长的手有如神助，轻重缓急运用得出神入化，点出来的茶也是香郁异常。惊叹之余，苏轼诗兴大发，遂当场作诗一首相赠，也就是著名的《送南屏谦师》：“道人晓出南屏山，来试点茶三昧手。......东坡有意续茶经，会使老谦名不朽。”意思是苏轼想要续写唐朝陆羽的《茶经》，把南屏谦师的名字加进去，让这位点茶高人流芳后世，表达了自己对老道长高超技艺的赞誉。
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勤俭节约、修身养性，这与茶文化中的“茶性俭”是一致的。但是，宋朝商品贸易的高度繁荣，使得不论朝堂宫廷还是民间市井，都弥漫着一股精细奢靡之风，这股风气也很自然地渗透到了品茶这一风俗当中，苏轼的《月兔茶》一诗就是这种现象的直接反映：“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，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。”
玉兔茶是一种茶饼的名字，外圆中空，形似玉佩。苏轼之所以不舍得将茶饼掰碎饮用，是因为上面画着两只精美的鸾鸟，正在空中比翼翱翔。史学家普遍认为，这种鸾鸟图案带有一定的青楼色彩，也就是说这块茶饼是青楼所用，就已经如此精美，宋朝时人们超高的生活水平，以及充斥在社会各阶层当中的豪奢风气跃然纸上。
公元1125年，陆游出生在温婉的江南水乡——今浙江绍兴一带，小桥流水、雨雾氤氲的环境，孕育出许多多情多才的文人才子。成人之后的陆游培养了许多典型的文人情趣，他喜读书、爱交友、好写诗，常年与绿水青山为伴，又日夜沉湎于美酒香茗之间。看陆游的茶诗，观者很容易从中体悟到陆游超凡脱俗的生活情趣。
31岁时，尚未出仕的陆游就在给老师曾几的信中写道：“公闲寄有客，煎茶置风炉。......不知公许否，因风报何如。”寄托了娱情于茶、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。46岁，陆游出任夔州通判，入蜀途中还忙里偷闲，时常半路停下，汲取泉水烹茶而饮。途经今天湖北宜昌一带时，他又留下著名诗篇：“倦息盘石上，拾樵置茶铛。长啸空谷响，NG体育清吟和松声。”折射出诗人一种超脱尘世的美妙心境。
任夔州通判期间，陆游工作清闲，便将品茶作为最大的消遣项目。不管是早上刚起床，还是傍晚临睡之前，不管是参观道观，还是泛舟湖上，不管是以诗会友，还是挥毫抚琴，春夏秋冬一年四季，他都习惯煮上一壶茶，在漫长的闲适岁月里，找寻生活中的浪漫格调。
当然，陆游绝不是无所事事的官场混子，相反，他一直心忧国家前途，期盼中原早日完成统一。当情绪陷入低谷时，茶便成为陆游最好的慰藉。52岁时，陆游有感中原收复无望，无奈将愁思寄托在茶诗之中。《饭昭觉寺抵暮乃归》一诗中，陆游这样写道：“静院春风传沐鼓，画廊晚雨湿茶烟。潜光寮里明窗下，借我逍遥过十年。”寂静的寺院里春风和煦，傍晚的细雨中传来阵阵鼓声，这种远离尘世喧嚣的环境令他心生陶醉，甘愿在此地长久居住。
此外，陆游还有大量著名茶诗流芳后世，无不体现其高雅的生活情趣，以及一种和谐的人格魅力。读陆游的茶诗，就像在读恬静怡人的山水田园诗，让人不觉精神舒畅、心向往之。
宋朝茶诗文化的繁荣，折射出这个朝代所具有的独特魅力，不仅传达了文人墨客对于生活和理想的追求，也从客观上向我们展现出两宋时期国富民殷、安逸奢靡的社会面貌，对于后世研究宋朝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发展，具有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