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今天川滇藏三省交汇处，有数条风景秀丽、历史悠久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，从中国西南地区出发，可以抵达西亚、南亚、西非诸国，它就是被誉为“亚洲天堂走廊”的茶马古道。
茶马古道起源于中国古代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“茶马互市”，兴于唐宋、盛于明清，在二战后期达到顶峰。
唐宋以来，我国西北边民开始用内地盛产的茶叶、布帛、铁器等生活用品，与境外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进行商品贸易，换取牛羊、马匹等畜牧产品。
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无数先民赶着牲口一步一个脚印，在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踩踏出这条自发形成的交通命脉，形成了茶马古道最初的雏形。
茶马互市的成型，离不开两个重要因素：其一，中亚国家教的异军突起，阻碍了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途径，传教士们只能从西南地区长途跋涉进入中原，这是茶马古道最古老的精神内核。
唐朝饮茶风尚的兴盛、宋朝战马的缺乏，都是推动茶马互市发展的重要动力，茶马贸易的兴旺也在客观上带动了财政税收、驿路交通，以及多民族之间的碰撞融合。
其二，盐和茶叶，一个是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，一个是受盛唐影响深受中外人民喜爱的时尚饮品，二者在唐代前后先后进入藏区，西藏市场的巨大需求，为此后数千年茶马贸易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茶马互市的路线主要有两条，一条从今天西双版纳、思茅等地出发，途径云南省内的大理丽江、西藏省内的左贡，去往缅甸、印度、尼泊尔等国，得益于茶马贸易的持续兴旺，西双版纳和思茅至今仍是普洱茶的重要原产地。
另一条则是从四川雅安出发，经泸定、康定等地，然后与上述路线相合。除了两条主干道之外，还有无数条大大小小的支线，遍布在西南大地上的每个角落，将四川、云南、西藏三大区域紧密相连，成为中国西南边境对外交流最古老的通道。
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，强盛的军事实力是维护王朝统治的重要条件，而在冷兵器时代，国家军队的发展又必然离不开马匹。
所以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王朝，历代统治者无不将茶马贸易视为“国之要政”。加之唐朝时饮茶风尚与茶文化的繁荣，使茶叶成为仅次于食盐的财政支柱，茶马古道对于唐宋社会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了。
大唐盛世雄视八荒万国来朝，日益密切的文化输出，将先进的中原传统文化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，伴随其中的就是茶叶在亚非欧三洲的普及。
西北、西南地区逐渐出现了一些不远万里前来求茶的少数民族，他们成车成车地运来马匹、皮毛，只为换取这种时尚潮流的高端饮品，亲口尝一尝它的滋味。
茶叶在中国的历史相当久远，最早可追溯到神农尝百草时期，几千年发展下来，从茶叶的种植、生产，到销售、饮用，唐朝人早已习以为常，大规模的茶园种植也已经得到普及。
但是对于外邦人而言，本国境内几乎不生产，完完全全是一种异域传入的奢侈品。唐廷很快意识到，茶叶出口是一项一本万利的绝好生意，很快以国家身份参与其中，统一安排茶马贸易的时间地点，让这种民间贸易第一次迈上了规范化的步伐。
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，唐朝中央在安多、赤岭等地设置了专门的贸易机构，叫做“茶马交换所”。
同时，吐蕃方面也派出专人负责经营汉藏茶马贸易，一种互惠互利的官民合营商业模式就此成型。
唐中期开始，政府开始对茶叶这项重利产业进行征税，《旧唐书》记载，起初课税一百，后又增至一百五十。
大和九年，唐文宗推行“榷茶制”，“榷”是禁的意思，也就是禁止百姓私营茶叶，将茶叶的种植、采摘、焙制、运销全部收归官营，实行统一的垄断管理。
总体而言，唐朝时期的茶马贸易还处在方兴未艾的起步阶段，主要途径也局限于“贡”“赐”等官方交换形式。
有宋一代，中原政权版图大幅缩水，北方游牧政权夏辽金等一直对南方虎视眈眈，边境战争愈演愈烈，朝廷的军费开支，以及对战马的需求急剧上升。
此时茶税已经成为财政税收的稳定保障，宋廷一方面继续利用茶叶贸易笼络南疆外族，一方面将马匹贸易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。
用什么来交换外域马匹，在宋廷内部曾经引发不小的争执，可供选择的方案有茶叶、绢帛，或者直接用钱买。
一番权衡之后，朝廷还是决定延续传统的茶马贸易，并制定了“以茶易马”的长期国策，从此成为定制世代相传，较之唐朝时具有更加鲜明的目的性。
在贸易手段上，除了延续唐朝官方之间的“贡”“赐”，沿边地区还首次出现了一种新式贸易，政府沿街设置“茶马司”，招牌上写着“招募蕃商”“广收良马”的字样。
在今天名山新店，仍然保留有一处这样的茶马司古迹，成立于北宋熙宁七年，这也是我国目前唯一有遗址可考的茶马司机构。
在价格方面，宋廷提出“随市增减、价例不定”的原则，允许茶马价格按照市场供需关系随时变化，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商业原则。
史料记载，元丰年间马源充沛，一百斤茶叶可以换得一匹良马。崇宁年间，依据马匹质量的良莠参差，马价被划分出三六九等，上等马抵茶叶250斤，中等马220斤，下等马200斤。
到了南宋时期，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紧张，马源锐减，良马更是十分稀缺，马匹价格骤增十多倍，要上千斤茶叶才能换到一匹马。
为了鼓励茶马贸易的发展，宋廷规定官营的易马茶价高于专卖价格，这样不仅能够招徕更多的贩马蕃商，“薄利多销”的形式也促进了茶叶的出口。
据历史学家估算，北宋官府每年用川茶换取的藏马在两万匹以上，南宋大约一万匹左右。两宋时期四川一地年均产茶约3000万斤，其中至少半数都销往了藏区市场，可见茶马贸易对于宋朝经济的贡献之大。
加之比唐朝更为严苛的榷茶制度，茶税对宋廷财政的重要性有增无减，成为保障政府开支的一大支柱。
元朝延续前朝的茶叶垄断制度，规定民间私自犯茶者，与贩卖私盐同罪。与唐宋不同的是，元朝吸取此前的教训，非常重视马匹在畜牧和军事方面的作用，已经建立起完备的马政制度，大大降低了对藏区战马的进口依赖。
所以，战马在茶马贸易中的分量大幅下降，元廷也不再大费周章地把川茶运往西北，而是改为就地出售。
不过，茶马贸易带来的高昂赋税，仍然是元朝中央不可忽视的一笔巨款。《元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元世祖即位之初，茶叶贸易每年贡献的税收高达一千五百万两白银。
元朝还一度在今天的四川天全等地设立“西番茶提举司”，统一收购上品茶叶，但由于官府加价太高，最终难以为继。
总体来说，元朝对于茶马互市的重视程度不及唐宋两朝，统治者最关心的只有一项茶叶税，但元朝中央却对古道的修缮开拓非常上心。大量的驿路、驿站拔地而起，将川滇藏地区茶马古道的范围大幅延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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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王朝是中国古代茶马贸易发展的顶峰，在制度、内容和方式等多个维度，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为了巩固都对西藏地区的统治，明朝在西北边境设置了大量的茶马司，颁布一系列法令振兴茶叶贸易。《天全州志》记载，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六蕃司民，号召其专门蒸茶易马，以抵消卫所兵役。
如此一来，茶叶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，成为了统治者笼络藏区僧俗首领的重要工具。
入朝进贡的藏区领袖也会在归返途中购买大量茶叶，数量之多往往需要船运车载。公元1361年，朱元璋出台茶禁，严禁民间私茶出境，违法者以死罪论处。所有用于茶马贸易的茶叶，一律由官府运作，商民百姓不得过问。
洪武年间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爷，偏偏是个不怕死的主，借着出使新疆的机会，私自携带茶叶闯关，结果被天子处以极刑。不过，随着茶马贸易的盛行，走私之风屡禁不止，明朝也只得逐步放宽对茶叶贸易的控制。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，仅从川陕两地走私出去的茶叶就不下于80万斤。
清朝初年政权动荡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，国家财政一多半都要用于供养兵马，茶马贸易又在稳定经济方面体现出中流砥柱的作用。《清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清朝商人在卖茶之前，必须先到官府“纳钱请引”，缴纳多少钱就请多少茶引。
“引”就是票，茶叶卖掉之后还要回官府缴销，如果有投机钻营伪造茶票之人，一律处斩家产充公，就连买卖另一方的茶农也要受到牵连，茶款没收不说，还要杖打六十，甚至发配充军。
到了康乾、雍正年间，清王朝已经控制满、蒙两地的马匹来源，遍地都是的马场完全能够满足朝廷军马的需要。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原大地上悄然破土，对传统的官办茶马贸易构成剧烈冲击。
清政府对茶叶贸易的重视，已经逐渐从茶马古道，转向了海陆出口，出口总值中一半以上都来自茶叶，几乎垄断了全球的茶叶市场。
清末以来，随着现代化交通手段的进步，古老的茶马古道逐渐被国道取代，传承几千年的茶马互市终于繁华落幕。
始于唐代的茶马贸易深刻影响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面貌，促进了汉藏等多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，对维护西南边疆社会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