逆光拍摄的兴义市七舍镇革上村纸厂组四球古茶树，是目前已知的黔西南境内最大的古茶树。
无论是查阅相关史料，还是实地采访，我能够明显地感到，近代以来，至少是清朝中期以来，茶叶的人工种植，在黔西南已经较为普遍。只是这种种植，大多属于自给自足形式，以满足种植者的一己之需为主，比较零星，部分虽有一定的商品属性，但面积都比较少，市场覆盖面不大，离规模化、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要求很远。
但坡柳这个茶，最早的时候，究竟是野生，还是人工种植？不得而知。我的理解是，先辈们利用当地野生茶种，进行人工驯化，然后推广种植。
从坡柳村茶农肖富伦的回忆中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，说明当时的坡柳茶，种植面积已经不少。
2020年4月29日，我在坡柳采访时，遇到手握镰刀，正在打理茶园的肖富伦和他的妻子。春茶刚刚采摘完毕，茶树进入了休眠期，看上去有些凋零。他们希望将杂草和灌木清除，接下来会有更好的收成。
肖富伦说：“我家祖上，是坡柳较早种茶的人家。不知从哪一代开始，就依靠种茶、制茶、卖茶为生。”他指着右前方那座绿树成荫的山坡说：“那个山坡，名叫肖家大坡，过去山上全是茶林。我家好几代人，都没有土地，全靠那片茶林过日子。别的人家，用钱粮纳税，我家用茶叶纳税。”
肖富伦说着，向旁边跨了两步，又指着左下方一片略显空旷的洼地说：“那个地方，名叫蚂蚁坟。以前是专门买卖茶叶和草纸的地方。来自兴仁、安龙、晴隆、普安、册亨、镇宁，包括广西百色等地的商贩，赶着马帮，来到这里，把坡柳茶和草纸，带到四面八方销售。后来集贸市场转移到坡熬，蚂蚁坟慢慢变成了荒郊野岭。”
肖富伦说，他家祖籍江西，明朝初年移居遵义，后来辗转来到坡柳，迄今已经二十多代。他不知道，祖上是从哪一代开始种茶的，只知到了他祖父这一代，仍然以茶叶为生。在他家的带动和影响下，周边种茶的人家越来越多，规模不断壮大，名声也越来越响，以致解放以后，坡柳人不但要交公粮，还要交售茶叶。
村治保主任刁太文补充说：“我还记得，我家有兄弟姊妹五人，加上父母，一个七口之家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一年要向供销社交售一百二十斤干茶，才算完成任务。”
在黔西南，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员，需要完成茶叶交售任务，除了坡柳，可能没有第二个地方。
肖富伦承认，作为坡柳茶的传承人，他没有很好地将祖上留下的管茶制茶售茶这个传统发扬光大。因为疏于经管，许多茶园，变成了葱郁的森林，失去了应有的经济价值。因为年轻人对茶叶没有兴趣，不放在心上，大多外出务工了。他和妻子年纪大了，精力不济，也不指望和他们一样苍老的茶林，能够带来多大的收入，只是尽其所能，收获多少算多少。
年过半百的陈仲方，从贞丰县法院提前退休后，曾经回到村里兼任村支书。据他介绍，他们祖上，于清朝中期，从六枝迁居坡柳，到他这一代，已是第七代。大约从第二代开始，就从事茶叶的种植、加工和销售，到第三四代时，达到鼎盛。他的祖父陈春忂，生于1900年，1971年去世。年轻时曾经赶着马帮，驮着坡柳的茶叶，上云南、下广西，然后带回棉纱、香料、火柴、肥皂等物品，在当地销售。
清咸丰《兴义府志·物产志·土产》“茶”条写道：“茶产府亲辖境之北乡、屯脚诸处。即毛尖茶是也。至苦茶，则全郡皆产。”
囿于编著者的见解和认识偏差，自古及今，就茶树而言，是没有毛尖茶这个品种的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所谓毛尖茶，是就加工类型而言，比如贵州的都匀毛尖、河南的信阳毛尖等。
2020年6月5日，我电话采访了龙山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张华。他说，龙山镇目前约有茶园一万余亩，都是近年来发展的，没有听说境内有古茶园。一周以后，张华又告诉我，他通过多方打听，还特别访问了当地一些老人，都没有发现古茶树的踪迹。
也是当天，我同样通过电话，采访了屯脚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黄阳。黄阳说，没有听说过境内有古茶树，待他了解一下再说。过了几天，我又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回答和张华一样，境内没有发现古茶树，包括临近龙山镇的小青山村。镇里的茶园面积，约有五六千亩，都集中在坪寨村，属于黄庭益的“富益茶业公司”所有。
为什么被《兴义府志》记录在案的两个曾经的茶叶产地，反而找不到古茶树？只能说明这一产业，在当地没有很好地继承发展下来。
《普安县志（民国）点校本》记载了一个名叫周先型的人，生活在清朝的咸同年间。他不仅种茶卖茶，还用积攒的银钱修桥补路、积德行善，在家乡的小河上，搭建了一座木桥，方便乡亲们往来。
该志在《乡贤·德行》一节里写道：“周先型，字遇泰，中区地瓜坡人。性仁厚，语人如恐伤，绩学未成家，极贫。事继母刘如所生，刘亦抚之若已出。历咸同兵燹，屡徙避，恐受惊……地瓜坡河，每夏潦暴涨，不利行人，先型手种茶，精制出售，积金建木桥，为母求寿，如是者数矣。尝曰：吾在一日，决不使此河无桥。故屡圯屡修，而志不衰。乡里贤之。”
晴隆曾经是古茶树比较集中的地方，但部分被一些不懂技术的村民们移栽致死，不免遗憾。2020年6月10日，时任县茶叶产业局局长罗琳杰说，境内的沙子镇、碧痕镇，零星地散落着一些，但底数不清。仅有中营镇小红寨村，尚存四五十株，树龄较长，估计应该在百年以上，县里已经对其进行了挂牌保护。
我联系到小红寨村的村长助理郭玉洪，他之前长期在沿海打工，2018年底回到家里，不想再外出，便租了一些荒山来种茶。说起那些生长在地坎上的老茶树，他说已经很有年头，却不知道究竟生长了多少年。村民们为了种地方便，也避免枝叶遮挡庄稼，每年春天铲地埂，都会将上年生长的枝条，齐根砍掉，因此树干都不大，但埋在地里的树根，却很粗壮。他用卷尺量了最大一株的根部干径，约有三十厘米。
郭玉洪介绍，当地的老茶树都为小叶种。大约五年前，不知什么地方的人，悄悄来到村里，出钱请了一位村民，偷挖了两株，运到外地。被发现后，及时报告了村里，村干们出面制止，才得已保护下来。
我的奶奶钟氏，盘州市新民乡烂滩组人，生于1911年，73岁去世。她的祖辈和父辈，长期依靠四五亩茶林为生，所产茶叶，拿到附近的三关营、糯东、保田、楼下等乡场销售。
烂滩位于马岭河中游南岸，盘南著名的万亩梯田旁边，离兴义仅五十来公里。虽隔着马岭河，但与古茶树集中连片的青山镇马家坪，直线距离也就十五六公里，土质、气候均适宜茶叶生长。据表兄钟支能介绍，那些茶树，都是大叶种，散布在山林里，虽未长成大树，但至今仍然茂盛，只是少有人去采摘，疏于管理，大多荒废了。
那天，岳父来家里吃饭，说起古茶树，他才告诉我，他家所在的普安县龙吟镇郭家坝，茂密的森林边缘、杂草灌木之间，零星地生长着不少老茶树，已经很有年头。寨子旁边，有一片土地，名为李家园子，茶树主要集中在那片土地周围。岳父说，当年李氏家族在那里居住，在房前屋后种了许多茶树。后来李家搬走，那些茶树和李家园子的地名，被保留了下来。岳父的堂兄郭化昌，嗜茶如命，年轻时还挖了十多株茶树，栽到房前屋后，可惜都没有成活。
岳父还说，郭家坝上游一公里的者恩，也生长着不少老茶树。那是清朝乾隆年间，当地大户罗家种植的，已经很有年头。罗家当时有钱有势，生活品质相对较高，户主罗老七喜欢喝茶，便从外面买来种子，在屋后的荒山上种了一片。岳父记得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因为粮食紧张，物资匮乏，人们大量开荒种地，那些老茶树大多被挖掉了，只有少数幸存了下来。
兴义市泥凼镇经堂村，因境内有天主教堂而得名。境内现存上百株古茶树，据说是当年的法国传教人员所植。1817年，法国修女林亚加大，来到经堂村传教，发展教徒。1875年，法国传教士丁若望，继续到经堂村传教，并修建了教堂。2020年6月15日，村支书吴政学，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，这些茶树，零星地生长在房前屋后、田边地角、树林之中，因为遮挡庄稼，村民们年年都要修剪。“但究竟是当年的传教士所植，还是当地村民的先辈所植，已经无法考证。”
在兴义市七舍镇的鲁坎村，有一片颇有年代的老茶园，至今仍然效益明显，据说种植于清朝嘉庆年间。在相邻的猪场坪镇丫喜田组，也有一些零星的老茶树，生长在山边地角，看上去已经很有年头。
民国兴义县县长刘守刚，在《兴义县政一览》“本地物产”条下写道：“其他如豆、薯、茶、棉花、蓝靛、马铃薯等，出产亦多。”
1935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中国茶叶复兴计划》，将黔西南的兴义、兴仁、安龙、普安、贞丰纳入产茶县。可见在民国年间，黔西南适宜茶叶生产的情况，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。
上述事实告诉我们，至少在清朝中期，黔西南各地的先民，已经开始了茶叶的人工种植。作为生活必需品，茶叶的商品属性，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先民的重视。
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，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，是共和国历史上比较纯粹的计划经济时代。
在这段跨度三十年的时间里，黔西南曾经掀起过两次茶叶生产高潮，为后来的规模化经营，奠定了基础。
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在黔西南境内，创办了一批以茶叶生产为主的农场，包括晴隆花贡茶场、安龙新桥茶场、普安新寨茶场等。
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在“以粮为纲、全面发展”方针指引下，为了扩大出口、多创外汇，国家对外贸易部、农业部、全国供销总社和国家税务总局，联合行文，号召农村基层社队，从当地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，大力发展茶叶生产。
在此背景下，负责农特产品统购统销、同时兼有扶持农业生产责任的基层供销社，纷纷行动起来，从云南、浙江等产茶大省，调进茶种，发放给生产队、社队林场种植，掀起了规模较大、覆盖面较广的茶叶种植热潮。但由于当时的粮食供应仍然紧张，吃饭才是首当其冲的第一民生问题，许多地方重种轻管，最后除了零星地在全州各地，留下一些云南大叶、金华小叶等品种的茶树外，得已较好保存下来、且有一定规模的茶场，仅有普安的小屯茶场，晴隆的闻风、砚瓦、西舍、箐口茶场，贞丰的木桑茶场、董畔茶场，安龙的钢厂茶场，兴仁的龙角茶场，册亨的坡妹茶场等。
这一时期建设的茶场，所产茶叶质优价廉，远销全国各地并出口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，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，创下了辉煌的业绩。
在黔西南，上了一点年纪的人，只要喜欢茶叶，对花贡绿茶系列产品，应该都不陌生。在当年城市的茶庄、百货公司副食品专柜和乡镇供销社柜台里，很容易就能看到级别不等、绿色外壳的袋装或盒装花贡绿茶。
花贡茶场茶园所在区域，地处北盘江南岸的丘陵缓坡地带，生态良好，土质肥沃。1959年，开始引种云南大叶种，之后逐渐扩大规模，面积最多时，曾经超过五千亩，涉及多个村组，方圆十多公里。建有两个初制车间，一个精制车间。1964年，开始加工红茶。当时，作为上级指令性计划产品，所产红茶大多上调，自销量较小。1977年6月，广州口岸公司主持召开红碎茶品质座谈会，评审了二十个茶样，花贡红碎茶名列第四，声誉极高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除红茶外，企业自主权得到扩大，所产绿茶产品，由内部供应，逐渐变为对外销售。为了拓宽市场、打开销路，茶场先后派出人员，前往内蒙古、安徽、湖南、广东等地，参加各种形式的茶叶产品展示交流活动，逐步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。1981年，出口红茶二十四万公斤，创汇136万元，创下了出口产值的最高纪录。次年，一场特大雹灾，使茶园损毁面积达四成，产量大幅下降。之后经过五六年的复壮管理，才恢复了曾经的产能。
1989年，花贡茶场生产的红碎茶二号，被评为农业部优质产品，并获得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铜奖；绿茶产品“贡春”，被评为贵州省地方名茶，也获得了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铜奖。
1991年，由于外贸体制改革，广州口岸不再收购红茶出口，茶场开始转产绿茶。绿茶与红茶的加工工艺、技术操作规程有所不同，制茶工人大多是新手，生产的绿茶质量达不到要求，很多消费者又不太了解，茶叶销售受到影响，造成大量积压。面对严峻的形势，场里及时研究对策，变压力为动力。一边改进包装，压低产量，提高质量，以质量求效益；一边派员对茶叶市场进行调查，访问新老客户，将用户反映的质量问题，及时反馈改进，开始了以销促产、以产促销的努力，明确了以质量求生存的宗旨，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。1993年，为适应市场需求，对绿茶包装进行了新的设计和改造，逐渐扭转了产品销售的被动局面，绿茶产品逐步畅销省城，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接受和认可。到1994年，销售绿茶二十万公斤，“花贡”牌炒青绿茶，挤入了全省乃至全国市场。
除了花贡茶场，安龙新桥茶场，也曾在黔西南的茶叶生产历史上，扮演过重要角色，尤其是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茶叶加工技术人才。这些人才，仍然活跃在黔西南茶叶产业领域，对茶叶的种植、管理、加工和销售，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。
进入新世纪以后，在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操控下，茶场实行分散承包经营。职工们有的改行，另谋出路，没有出路的，坚守着属于自已的那片茶园，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里，艰难地支撑。
直到2010年以前，新桥茶场的产品，仍然占据着相当的市场份额。随着周边城镇建设速度的加快、一批化工和建材企业的上马，以及茶树的不断老化，附近一些村民蚕食茶场土地，茶园面积不断萎缩，在产量急剧降低的同时，品质也有所下滑。在此同时，受到整个茶叶市场越来越多质优价廉产品的冲击和挤压，逐渐失去了竞争力。
2012年，安龙县利用棚改资金，给在册职工修建了住房，并按照公益性岗位的标准，进行了安置。包括茶园在内的茶场国有资产，收归新桥镇政府管理。
据新胜居委会支书普朝阳介绍，镇里将茶园委托给居委会管理，他们以公开招标的方式，将仅有的一千六百多亩茶园，承包给了具有一定经验、原茶场职工胡道志之子胡凯经营。
普安新寨茶场也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当时种植茶叶一百多亩。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曾一度改为普安县农业中学，简称新寨农中，招收初中毕业生，实行半工半读，许多成绩优秀的学生，毕业后成为茶场职工，包括后来担任过场长和“普安县万亩茶场场长”的林元银，就是从晴隆县碧痕镇，考入新寨农中后，留下来的老员工。
在此期间，新寨茶场还加挂过“普安县桑苗示范场”的牌子，培育桑苗和种桑养蚕。除此之外，县里一些领导，曾就以茶为主、还是以果为主，进行过争论，后来主张种茶的一方占了上风，并借七十年代中期，国家鼓励发展茶叶生产的机会，扩大种植面积，使茶园最后扩大到五六百亩的规模。
1984年下半年，农业部将普安和晴隆，纳入云南大叶种红茶加工出口规划基地。在省农垦总公司的支持下，普安县决定以新寨茶场为基础，在周边村寨发展茶叶生产，扩大种植面积，建立红茶出口基地。在新寨茶场加挂了“普安县茶办”的牌子，明确县农业局干部王登位为主任，新寨茶场场长林元银为副主任，负责组织和发动村民，开垦荒山草坡，种植茶叶。通过几年的努力，建成了“普安县万亩茶场”（以下简称普安茶场），新寨茶场和江西坡茶果场，作为“普安茶场”的两个分场，继续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
进入新世纪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，红火了十多年的“普安茶场”，宣布停止生产，全身而退，职工多以一次性方式进行了安置。规模不断扩大、多为村民所有的茶园，彻底进入市场，分由若干个体私营和股份制企业，根据市场规律，进行生产和销售。
如前所述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农业部等四部委联合行文，倡导和鼓励适宜茶叶生产的基层社队，利用荒山草坡，大力发展茶叶生产，从而掀起了我国茶叶生产历史上，规模最大、影响深远的茶叶种植热潮。
基层供销社，承担着农副土特产品统购统销、扶持和帮助共和国最小的生产单元——公社下属的生产队，发展经济、增加供给的任务。就拿黔西南来说，各基层供销社，先后派出人员，到云南、浙江等产茶大省，进行考察，购买种子，先后调进云南大叶、金华小叶等茶树种子，分发给生产队和社队林场种植。
如今，在黔西南农村转悠，除了前述几处较有规模的茶园外，还不时会发现，已经被遗忘的零星茶树，掩映在树林或灌木丛中，或村民们的房前屋后，少数已经长成了碗口粗细的小乔木。在兴义城郊的丰都办事处下坪组，还有一定的数量，每年春季，村民们都会采摘一芽一叶的茶青，卖给前来收购的老板。在普安龙吟、楼下、青山，兴仁鲁础营，义龙新区雨樟，贞丰小屯，包括邻近的盘州保田、羊场、普田等乡镇，我都看到过这批茶树的身影。
对于这次茶叶种植，几个县市在第一轮修志时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，现摘录部分如下。
《兴仁县志》：“县供销社……1975至1978年，从外地先后组织购进茶种二十万斤……以赊销形式，发给生产队种植……”
《安龙县志》：“茶叶系安龙传统农副产品，过去用土法生产土茶，均在县内消费。供销社建立后，茶叶由其经营……为发展茶叶生产，七十年代以来，供销系统先后从浙江聘请技术人员，购进种子，在洒雨区建设万亩茶叶基地。”
《贞丰县志》：“贞丰县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……从1973年开始，由县农业局和县供销社牵头，先后从浙江和云南，引进小叶茶和大叶茶种一百万斤，在全县六个区种植……鼎盛时期，全县茶叶种植面积达到三万余亩，其中以牛场区和龙场区居多。”
《册亨县志》：“茶叶，是册亨县传统的经济作物之一，坡妹镇是茶叶的主产区，有一百多年的种植历史，产品素有‘坡坪茶’之称。1977年，国家投资三万元，从广西、浙江引进茶种，在坡妹镇纳塘坡建设茶园六百亩。”
我在构思本文的过程中，曾经主观臆断，认为册亨是全州唯一不产茶叶的县份，不免为之遗憾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当我抱着随便翻翻的心理，打开《册亨县志》时，里面居然专门列了一个“茶场”条目，详细介绍了坡妹镇建设茶园的情况，线日，我致电册亨县委办，了解该县的茶叶生产情况。副主任余启佳回答说：“对于册亨来说，茶叶产业几乎是个空白，仅坡妹镇零星有一点，不成规模。”接着，我拨通了坡妹镇镇长韦最才的电话。韦镇长说：“经过了解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坡坪、纳塘等村，种过一些茶叶，后来承包给农户管理，由于面积太少，效益不好，有些还被挖掉，目前可能仅剩几十亩。”
《望谟县志》没有写到茶叶生产，却介绍了当地的茶俗：“境内各族都喜欢喝茶。有客到家，一般都要献茶，表示敬意。农家日常多用土罐煨煮，而不单杯沏茶，因此家家户户火炉边，常有煨茶的土罐。茶水浓而香，淡食者自己加开水调和。民间有‘满酒敬人，满茶欺客’的习俗，对客人倒茶斟酒时，茶要半盏，酒要满杯。”
在这次采访中，我发现上世纪七十年代种植的茶叶，规模最大、管护最好、效益也最明显的，当属贞丰县的木桑茶场。同行的同事、资深摄影记者邢贵龙，由衷地感叹：“都说晴隆、普安的茶园面积大，却没看到像木桑这么规范的茶园。”
因为属于村级林场，木桑的茶叶，自始至终受到高度重视，不仅规范，而且一直在产生效益；不像九成以上的其它地方，种下以后，便少有人问津，让其自生自灭，最后大多销声匿迹，所剩无几。
在兴仁，提起茶叶，人们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龙角茶，这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留下的遗产。
龙角是一个村民组，位于兴仁市城南街道的洛渭屯居委会。当地四周群山连绵，森林茂密，云雾缭绕，土层深厚，土质疏松，富含有机质，特别适宜茶叶生长。因为天时地利人和，村民们从一开始，就十分重视，精心管护，产品很快得到认可，知名度迅速提高，从而成为当地的名优特产。如今的龙角茶，共有面积一千多亩，百余户村民藉此走上脱贫致富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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